5月20日至23日，为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7周年，由中国电影家协会、山西省文联、山西省农村文化促进会等单位联合主办，山西省电影家协会、中共吕梁市委宣传部等单位承办的全国第二届农村题材电影创作研讨会在山西吕梁孝义市举办。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康健民，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副书记、秘书长许柏林，副秘书长柳秀文，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福明，山西省人大常委宋新柱，山西省孝义市广电中心主任马明高以及各省电影家协会领导和各界专家学者出席了此次研讨会，并从各自的领域畅所欲言，为中国农村题材电影创作出谋划策。

    回顾：新中国成立后农村题材电影的成就不容小觑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中华文明是农业文明，国家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根系于农村和农民。因此，展现农村变化、反映农民生活的农村题材电影一直在中国电影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纵观我国电影发展的百年历史，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的十七年中，还是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间，农村题材电影着实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崔莹玺等专家指出，“十七年”是农村题材电影创作的一个高峰。“写工农兵”、“写给工农兵看”的创作宗旨指引着此时期的创作方向，政治也作为一个强有力的因素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当时的文艺发展。虽然也存在着诸如个性化表达不足、缺乏独立思考、艺术形式表达的缺失等问题，“概念出发，故事着手；安排人物，加上性格”的创作方法也使生活气息走向单一化，但这些“时代病”未能阻挡佳作的频频涌现。在老一代电影人的共同努力下，《柳堡的故事》、《李双双》、《枯木逢春》、《汾水长流》、《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一批优秀的农村题材电影成为“开路先锋”。这些影片在反映农民与土地等新生产要素的关系同时，表现了他们在建设新中国过程中的坚定决心和饱满精神，体现了翻身做主人的全体劳动人民对生活的憧憬与渴望，获得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题材电影继续了十七年的红火的场面。《喜盈门》、《咱们的牛百岁》、《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老井》、《凤凰琴》、《一个都不能少》、《暖春》等在不同维度上展示了我国农民生活的新变化和农村改革的新发展。尤其是《喜盈门》，无论是在创作，还是票房方面，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这一时期的农村影片开始了创作模式的探索，在内容形式、叙事结构、艺术审美等多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尝试，其中的优秀影片成为农村题材电影长廊中的精品。

    现状：农村题材电影的处境不容乐观

    中国电影诞生百年来，我国广大电影工作者坚持与人民共呼吸，与祖国共命运，奉献出了许多主题鲜明、风格独特的优秀作品，也塑造出了众多生动感人、影响深远的银幕形象。但这些成就不能掩盖目前农村题材电影陷入的困境和面临的问题。专家认为，只有妥善地解决好现在的问题，中国农村电影才能够再创辉煌。

    一是影片数量和质量的比例失调。党和政府历来对农业的相关问题格外关注，继“三农”问题提出后，党中央又做出了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战略决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电影的各级领导部门也积极响应号召，给予农村题材电影以最优惠的政策，农村电影的发展获得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因此，相对于儿童影片、军事影片等其他题材，农村题材电影在数量上占据了明显优势。然而问题在于，这种数量上的优势并未转化到质量上。中央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国文联原副主席李准在会上指出，每年送审的影片很多，而真正能占据中国电影市场的影片中农村题材电影很少。农村题材电影在数量和质量上处于严重不平衡的状态。他认为，其中导致不平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村电影的题材泛庸俗化。由于时代变化、社会发展，人们很容易受到物质条件和经济利益的诱惑，如何能够重新创造出反映时代新风向、引领时代新风气的影片乃是当务之急。

    长春电影制片厂编剧王霆钧从剧本创作的角度出发，认为有些创作者紧追形势，只要有新政策出台，就迫不及待地写出剧本。如果写出反映现实生活的好作品自然值得称颂，但这些作者是否具有深厚的生活底蕴、深厚的文学功底，是否具有独特的发现和良好的创作能力，这些都令人生疑。在这种条件下生产出来的电影数量上是有了一定的保证，但质量能否也令人满意？

    二是叙事方式的单一。随着城市化的加剧，如今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两者逐渐呈现为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这就决定了农村题材电影的创作绝不能走原来简单化的老路。

    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院长傅书华在会上表示，我们不能将农村题材电影和农民的精神需求等同起来，也就是说，并不是只有农民才欢迎农村题材电影，也不是只要是农村题材的电影农民就会喜欢。那些优秀的乡村电影如《老井》、《落叶归根》、《那山那人那狗》、《天狗》等已经超越了“写农村，给农民看”的传统农村电影内涵。

    王霆钧也指出，农村题材的影片未必只面向农村，反映农村的优秀影片也能够吸引城市观众；另一方面，农民未必就只看反映“三农”生活的电影，只要是质量好的影片，农民们都会欣然接受。

    所以说，农村题材电影的创作要转换思想，开辟新路。李准为今后的发展提出意见。他提出，中国农村题材电影的叙事方式需要改进。他以在票房上取得不俗成绩的《铁人》和《疯狂的石头》为例，认为《铁人》的编剧刘恒巧妙地采用了两条线的跨时空叙述，两者互相审视、互为参考，使之迥异于此前的四五部相关题材的电影，这条路在今后英模题材的创作中值得借鉴。另外，如何使电影的整体节奏更紧凑、更引人入胜也是文艺工作者应考虑的问题。《疯狂的石头》就是个成功的案例，其中的悬念制造、人物复杂的关系都值得创作者学习。

    三是缺少农民的代言人。著名作家、编剧王朝柱在会上尖锐地批评了当下一些电影的创作倾向，即违背艺术创作的规律，挑战中华民族的道德底线。他认为，艺术要有典型，电影创作要遵循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人物的法则，尤其是农村题材的电影更要站出来为中国农民说话。

    那么，到底谁是农民文化的代言人？与会的许多专家和学者对此表现出担心和忧虑。傅书华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当今社会中，话语权掌握在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知识分子权力手中，“务实的农民往往通过实际的选择，实际的行动，是通过‘沉默’来完成自己的‘话语言说’。”他进一步说明，即使鲁迅、柳青、马烽等作家抒写了为数不少的农村题材的作品，但终究不是农民真正的文化代言人；而赵树理的作品，是表现了建立在农民真实生存境况的基础上的价值观念和情感渴求，这才是广大农民所需要的。

    其他专家也希望借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这个机遇，及早地解决农民的失语状态，期盼真正代表农业前进方向的新人形象的出现。

    道路：农村题材电影创作要内容形式并重

    其一，数量、质量两手抓。在新中国成立后六十年的电影生产中，农村题材影片的地位不可撼动。《李双双》、《五朵金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喜盈门》、《老井》、《暖春》、《天狗》等影片是其中的优秀代表。然而，面对我国现阶段农村电影有数量而无质量的现状，作为农村题材电影生产重镇之一的吉林省相关部门的一些举措值得借鉴。在长影厂早期的影片发行中，会随拷贝附一张调查表，此表随拷贝走遍全国。长影厂就将热心观众填好寄回的这张表当作组织创作的重要依据。此外，他们还会背着打印好的剧本走进农村去征求农民的意见、组织座谈，了解农民对剧本以及未来影片的意见和建议。他们就是凭着这种对农民负责、对影片质量负责的态度，高度重视从创作到影片拍摄的每个环节，最终贡献出了《金光大道》等一大批广受喜爱的电影。

    因此，影片的质量决定影片的命运。只要是质量过硬的影片，无论是农民，还是城市观众；无论是反映“三农”题材的电影，还是其他题材的影片，都一定会得到接受和认可。

    其二，开拓新视野，开掘新思路。与会专家和学者在回首中国农村题材电影所走过的道路后，纷纷表示中国农村题材电影要开拓新视野、开掘新思路。大家一致认为以往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影片多不囿于传统，且在精神和审美上有所发现。比如1981年的《喜盈门》注意到了农村的大众伦理问题，从分家等随时代应运而生的新现象切入，大获成功；1985年的《野山》捕捉到了农村由于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引发的个人和社会问题。虽然此片引起了30年来的最大风波，但仍凭新视野、新发现成为第一部囊括了六项金鸡奖奖项的影片；1999年的《那山那人那狗》也突破了过去传统模式，风格清纯简约，以绝对优势摘得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

    在农村题材的电影创作中是允许有争议存在的，对于新的创作方式也总会有一个慢慢接受的过程。众专家呼吁，要站在时代的高度去看待农村题材创作，找到闪光点。同时，也要尽量避免完全遵循西方的某种固有模式。王朝柱在会上着重强调了要打破“再造一个好莱坞”的思维，我们要创作出属于中国自己的电影。“好莱坞的成熟经验和技术可以借鉴，但我们绝对不能囫囵吞枣地接收和照搬，而是要全力解决好‘艺术的民族化’问题。”在创作上，“我们中国人的脊梁骨要硬起来”，要写中国人的内心和感情，为9亿农民发出心声。

    其三，“三贴近”的现实关怀。“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都是党和政府工作的重点，对于电影工作者来说也是艰巨的任务和使命。如何以高度、敏锐的政治嗅觉去观察和发现农村发展变化中所隐藏的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如何以先进的文化理念、艺术地去反映农业的新发展、描写农村的新变化、塑造农民的新形象？ 

    中国影协分党组书记康健民从会议举办地吕梁走出的 “山药蛋”派作家说起。他认为，这些作家之所以能够取得辉煌成就，原因就是把握正确的创作方向，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把握时代脉搏，忧患民生大众，特别是长期深入农村生活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从生活中寻找主题，在生活中激发灵感，为广大农民而代言，为时代而呼喊。所以，他们创作的《吕梁英雄传》、《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咱们的退伍兵》等电影才让观众满意、让市场接纳，才能在中国电影艺术长卷上留下壮丽的篇章。尽管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广大农民欣赏艺术的渠道和方式也日益多样化，但“山药蛋”派作家们的创作精神没有过时，他们严谨认真的创作态度没有过时。

    山西省人大常委宋新柱说，“农村题材电影创作，只有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才能够真诚倾听农民群众的呼声，才能够真情关注农民群众的疾苦，才能够真实反映农民群众的愿望。”

    山西省孝义市广电中心主任马明高以贾樟柯的电影为对象，认为他的电影不仅展现了独特且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中国乡镇，而且可从中窥见全球现代化背景下的大中国，以及在“三农”问题的真实图景下乡村城镇年轻一代的生存境况和命运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