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最后20年间，海峡两岸暨香港三地的中、青年导演，从传统突围而出，并以其现代性的文化品格和镜像语言而崛起，呈现出“东方新大陆”般的皇皇文化风采，堪称实现了华语电影的世纪性文化整合，跨界而引来国际影坛的瞩目和褒扬。如《黄土地》、《黑炮事件》、《红高粱》、《老井》、《秋菊打官司》、《霸王别姬》以及台湾的《悲情城市》、《恐怖分子》、《喜宴》和香港的《蝶变》、《投奔怒海》、《阮玲玉》等，无不呈现出中国历史/社会风尚的变迁及其丰盈的人性美、人情美。 
 
    集中地说，就是艺术地发掘并重构了历史本真的“原生态”，以本土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在诸多国际电影节上纷纷摘桂夺冠，呈现出一派东方原初性的人文亮色，率先迈出了走向海外的第一步。然则，因受到历史发展及其传播空间的局限，此类艺术片孤立地求真求美却并不具备自身文化产业的背景，故而它们既无法走进国际电影的主流市场，也无助于形成我国电影在产业上的国际竞争实力。

　　直到本世纪初，面对全球化的挑战，中国式大片敢于跨界而与好莱坞博弈，交手于国门之外，这才有力地推进了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势崛起。中国电影由此而迈出了走向海外并在拓展国际传播空间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又一大步。从《英雄》、《无极》到《赤壁》等大片的问世，标示了中国/华语大片时代的到来。中国大片制作迄今业已有了“七年之痒”，在与好莱坞博弈的第一个回合告捷之后，可以说，我们首先解决了中国电影产业转危为安的生存问题；当下我们与好莱坞的博弈，不妨说已进入到了更为关键性的第二个回合，其核心命题就是尽快向现代化大电影产业升级，不断提升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及其国际传播实力。

　　但是，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种令人颇为无奈的“文化悖论”。在中国式大片里，电影的叙事出现了一种背离现代性的逆转，并且是彻底拒绝并逃离了文学性的，甚至消蚀了至真至诚的人文情怀，而惟余功利之心以及对市场无尽的贪婪。张艺谋以前拍片，无不是以人文情怀来包容大千的，在他背后总是有莫言、刘恒、苏童、余华、陈源斌等这样一个杰出的“作家群体”给他托着底的，但是，从《英雄》到《满城尽带黄金甲》，张艺谋不再相信文学的情思，断然放弃了由衷而发的人文情怀，转而走向“图像/景观崇拜”，一味地炫技而刻意营造镜像奇观，将中国历史架空并乌托邦化，同时也失落了我们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及其美学精神与风骨。如《投名状》便散失了我们民族的主流价值观，用兄弟情代替了对历史的批判。该片的主人公庞青云进得紫禁深宫领受慈禧亲赐的黄马褂，血腥屠杀太平天国赤手空拳的俘虏以及最后攻破天京而邀功等等，把春秋大义、历史观全都颠覆殆尽。令我深有感触的是吴宇森的《赤壁》，竟把三国“逐鹿中原”的悲壮史诗，演绎成一个曹操、周瑜争夺美人小乔的通俗剧，耍尽小聪明而独缺文化的大智慧，并失落了对中国历史起码的尊重。概而论之，在《无极》之后，中国大片事实上业已进入“后大片”时期，到《赤壁》则无疑标示着大片的一个“拐点”。我们与好莱坞大片模式渐渐呈现出某种趋同性的危机，只注重视觉奇观的营造或提供快餐式的通俗剧消费，却往往忽略了对民族文化原点及文化传统的深入发掘，在创新能力以及审美精神的提升上则显得差强人意。

　　作为文化的国际传播，历来可有两种选择：一是以妥协之态去“迎合而趋同”，踩着好莱坞的脚印而委曲求全、迂回求胜；一是以尊严之态去“求异而标新”，与西方展开平等而有尊严的对话，在“和而不同”中弘扬我们民族文化的主体性，藉此真正拓展出中国文化在国际上传播的新空间。而《赤壁》等大片，显然短视地选择了前者。

　　跨界而与世界对话，拓展文化的国际传播，其间一个核心的问题是：中国电影如何坚守自身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并在银幕上塑造出禁得住历史/审美双重考验的中国艺术形象？这就迫切需要我们的大片制作在人文自觉上的提升，走出一条不同于好莱坞大片的新路，这就需要我们群策群力、花大力气，将大片锻铸为更具东方神韵和风骨、更具多元风格和样式特色的民族电影品牌。

　　回眸刚刚逝去的2008年，留在银幕上的光与影，即有文化的辉煌，如年初的《集结号》与年尾的《梅兰芳》，俨然是凌空升起的我们民族文化的彩虹。那“集结号”悲壮的号声穿透历史，为“牺牲与辉煌”正名，昭示了一种正义与崇高的精神价值；而诗剧化的《梅兰芳》，则将梨园小天地与抗日救亡的时代烽火相衔接，梅兰芳的凛然民族气节感人肺腑。这两部新作，显然跨越了中国式大片历来遭遇票房与骂声相混杂的文化尴尬，标示了一种新的美学风范和民族风骨。但在同时，市场上也潜伏着挥之不去的隐忧，如新近的一些中国大片差不多都在跳“独脚之舞”——即一只脚让好莱坞套住了，或者是孤立地炫技而割裂了人文情怀，从而导致民族文化主体性的丧失，其所刻下的文化负面印痕一时间竟被票房的奇迹所全然遮蔽住了。

　　着眼于文化在21世纪的发展前景，我们需要认真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警惕并克服中国/华语大片文化品位的颓落。中国电影与好莱坞既抗衡又合作的文化关系，势将以新的特征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惟一的文化对策是：坚守并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优秀的传统，站在我们时代的高起点上，进一步解放思想，“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不断“提高国家文化的软实力”。当务之急是：我们电影产业的重组，必须以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与好莱坞求异而存同，在差异中实现共赢，使自身在国际竞争中牢牢地立于不败之地。

　　为推进中国电影走向海外的步履，在东西方文化平等对话的新向度上，笔者认为，以“世界眼光”来看世界，越是弘扬了民族文化主体性及其东方美学品位的电影，就越是具有世界性和现代性，就越能显示出跨界而拓展我们国际文化传播的实力。那么，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国际文化传播呢？概括来说，我们既需要海纳百川的胸襟，还需要左右开弓的胆略和智慧，一方面，既要努力拍摄出继《黄土地》、《老井》、《秋菊打官司》之后而更具现实穿透力的艺术片，努力克服目前市场上的文化浮躁症，不“以量多为喜”而“以质优为胜”，重点在于强化我们民族文化的原创力；另一方面，更要坚定不移地以我们优秀的人文传统和资源为根脉，拍摄出既能昭示我们民族的时代精神，同时又具有市场征服力的商业大片。惟有如此，我们才能不断地推动中国电影向海外的跨界之旅，并为推动当代世界电影在文化和审美上展开平等而有尊严的多边对话的新格局，做出无愧于我们时代的应有贡献。